1942年，是鲁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一年。敌人继续蚕食根据地，扫荡一次接着一次，每占领一个较大的村庄，就按上据点，派驻上伪军。如沂河区老根据地庄坞、涌泉、幼鹿山、土桥头、四户、良璧一带都先后被敌人占领，修上了碉堡。我们的地区被压缩得只剩下十几个村庄，叫“一枪打穿的根据地”。部队生活极其困难，没吃的，没穿的。更困难的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部队得不到休整，整日整夜和鬼子“提迷藏”。各战斗单位都彼此失去了联系，各自为战。截止到42年4月份，我们接连和敌人打了五仗，每次交火都是敌人粘住不放而我们摆脱不了才打的。我的这支沂西大队只剩下四十多个人了，损失了三分之二。土桥头被敌人按上据点以后，该村的民兵和芦汪子村的民兵共八九十人枪没人管了，都投奔我，跟。我想再困难也要把他们收下，这是抗日的最基础的力量啊！于是我的这支队伍又扩大到一百三十多人，但战斗力却是太差太差了。

  5月份的一天，我摆脱了敌人的一次围追，率部转移去小四户村，战士们饿得走不动了，有的坐在地上起不来了。我下令不准掉队，不能走的架着走，到小四户就有吃的了。因为我知道小四户村的大地主是王昂千，他是县长栗培元的舅，是开明士绅。因此，在成立县参议会时被推选为参议长。以往我去他家时，都是当上宾招待，这次找他给战士们弄点吃的是不成同题的。不料想这次来，王昂千连大门也不让进了。警卫员硬是闯进他家，一见太阳旗都准备好了，等日本鬼子来了欢迎用。我一听火气上来了，立即派人把他叫出来，我说：“好啊！你这个参议长变得这么快！鬼子还没来到，你就准备好欢迎旗了，把他捆起来！”他一听吓坏了，拉住站在我身边的徐惠民要他讲情。徐惠民说：“你这不是自找的吗？看在栗县长的面子上我为你说两句话，一是可以不让孙大队长下令绑你，二是赶快去买馒头，给部队吃。“王昂千不住地点头说：“照办，一定照办。”我这时插话说：“不行！还得把你的太阳旗交给我！我再交给栗县长，让他看看。”这一手可把王昂千吓坏了，一个劲地求饶说：“我改，我改，我烧、烧旗，求求孙大队长饶了我吧！”站在我身旁的土桥头的民兵队长刘连生（党员）打了个圆场说：“赶快去备饭吧，晚了饭大队长连你也敢抓到县上去。”一不多会饭送上来了，计算了下，每人先发7个馒头，剩下的由炊事班带着。我本打算在四户村住下，然后再派人寻找大部队或机关。看来住四户是不可能了，我

  对王昂千不放心。走，换地方，我估计西面可能没有撤人，先去大小良璧。好险呀！我们刚上路，敌人就追到四户。可是到了大小良璧也没有我们的人，派人到周围附近各村庄去打听，各村都驻上了敌人，根本找不到我们的人，我预感到我的处境很危险。孤军在此，不可久留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遭遇。一但被敌人粘上后果可想而知。可是上哪里去找我们的大部队或机关呢？我召集徐惠民、刘连生等人来商量怎么办，他们也没主意，焦急地问我怎么办。我们共同分析着，估计部队、机关可能在沂武河一带，只有再到那里找找，这也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了。于是我下令战士们吃饱饭，喝足水。规定了行军纪律，天黑起身上路，侦察员前面带队，不走村，不走大路。夜12点多钟到了吕家庄子，找到了地委和三军分区司令部，高兴得我们把行军的疲劳都忘掉了。我见到了张林专员、李青政委和王献廷司令员。他们说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现在就要走，咱们一块吧。我惊异地问：“上哪去？”王献廷司令员叹了口气说：“咱们这片地方保不住了，都被敌人占领了，只好到滨海去。今夜就突围过沂河，给你的人说，一切要服从统一安排。”还不到夜里1点钟，王献廷司令员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宣布了行军纪律，规定途中不准说话，不准吸烟，脚步要轻，步伐要快，不准掉队，抬伤病员的担架不准发出磨擦的声音。一切按顺序行进，过沂河不准争着上船。宣布完立即行军，人真多啊！大小机关连部队两三千人，秩序井然．一路上只听到脚下嚓嚓的轻微的脚步声，其余什么动静也听不到，我由衷地佩服正规部队和机关纪律严明。我们疾速行进，日出前就过了沂河。过去河就碰上了伪军，有几十人，大概见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，他们连动也没敢动。七八点钟的光景，我们就到了滨海根据地，我和地委机关住望南庄。说来也巧，我和老杜住在一姓王的人家里，女主人王克信是老杜的同学，两人一见亲热得不得了。她家是地主，她哥哥王卓仁，侄子王大昌都参加了革命。又是烧水，又是做饭，忙碌了一阵子。吃罢饭我正准备休息一会儿，实在是困极了。专署王子玉科长来找我，说我们的人来了这么多，吃饭成了大问题了，到滨海专署去要给养，碰了一鼻子灰，人家不给。张林专员和李青政委商量了一下，要我来找你，说你与滨海专署的白涛专员认识，要你出面试试。“白涛来滨海当专员啦！”我听了一阵惊喜。我是以前通过胡大荣司令员和青年营石涛政委认识的白涛，他对我也很了解，我俩虽然相处时间不长，但关系很好。我问王子玉科长，他们为啥不给给养？王子玉说因我们不是调来的，没有我们的粮食计划。我问，你找白涛同志了吗？王子玉说没有，是找的专署里其他人。看来白涛同志不点头，下面的人是不敢给的，因为我们的人太多了。一人一斤，还得三千斤呢。我说既然这样我去也不一定要出来。王子玉说你试试看吧。我想，也只好试试了。于是我取出笔来写了一封信：“白涛同志，听说你担任这里的专员了，甚慰。我们刚刚被敌人赶到你们这里，已两天两夜没合眼了，真是疲甚、饿甚、困甚，因此不得不休息一下再来看你。既来你这里，不知能否给点吃的不？我们这一群党政军和群众团体总计约三千人，如能批给点吃的那就感激不尽了。孙立臣于望南庄。”信写好派人送去，白涛见了我的信说：“立臣这家伙也来了！那得给他们点吃的。”于是写了一张一万斤白面的批条，并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慰问。王子玉收到批条和回信，高兴地找到我说：“立臣，还是你的脸大！二指的小条就管用!”第二天，我和张林专员、李青政委等一行几人去滨海专署去道谢。接着张林专员派人去山东分局报到，我也派人到省“抗协”去报到。不几天，山东分局下了一道命令，命令地委、专署和三军分区司令部离开滨海地区，返回原地，收复失地，坚持抗战。而我没有回去，省“抗协”把我留下了，我的部队又被收编了，编入一团，我被分配到参谋处。

  省“抗协”负责人杨希文、张伯秋、孙鸣岗和司令员梁竹航等都对我非常热情，要求我在省“抗协”机关安心工作。六月份的一天，来山东分局一位高级客人，是江苏党部书记姚尔觉。分局借招待姚尔觉的机会，也请我和梁竹航司令员、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同志去作陪。姚尔觉很能喝酒，也善划拳，在场的首长酒量都敌不过他。梁司令员问我：“立臣，你敢不敢和他划拳喝一气儿？”我说：“我敢！”姚尔觉说：“ 一次一打（十二杯），谁输了谁喝，别人不能替喝。”我说：“悉听尊便。”于是我俩划起拳来，结果第一轮下来，姚尔觉喝了十一杯，我喝了一杯。这下姚尔觉急了，叫着嚷着继续给我划，越划越输，他一连喝了二十一杯，有些醉意了。他非要和我再划十二杯不可。梁司令员示意我注意谦让些，于是这十二杯我们每人六杯，姚尔觉真醉了。梁司令员和陈光师长为照顾姚尔觉的面子，打了个圆场，提议全桌每人给我划一轮，结果都没划过我。分局秘书长开完笑说：“立臣，这一桌人都划不过你，什么原因，你知道不？因为他们都是带着‘首’字的首长，你是个小兵，都给你留了个面子，让了你一步。现在我也给你加个封号，叫‘拳首长’，也是‘首长’了，今后，喝酒就谁也不让谁了。”秘书长的话引得全桌人都笑起来。从此后我这个“拳首长”在分局算是出了名了。姚尔觉更是抓住我不放，每顿饭不让别人作陪，非让我作陪不可。吃饭就喝酒，喝酒就划拳。梁竹航司令员天天嘱咐我说，姚尔觉是我们的客人，喝酒时要谦让一步，绝对不可以让他喝醉了，我自知有点酒量，所以每次划拳都让他几轮，给他留了不少面子，直到他离开山东分局。

  1942年4月份，同志处理完“皖南事变”以后，经苏北来到山东分局。由于山东分局的书记朱瑞同志去了延安，同志便每天和组织部长谈话，了解山东的情况。当听到山东有个“抗敌同志协会”，还有自己的武装，他很看重，专门对这个组织做了全方面了解。掌握了情况以后，同志非常生气，当着组织部长的面批评了山东的党，说缺乏原则性，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对这些人搞统战就可以了，不必让他们成立组织，发展武装。同志对这个组织的处理既严肃又慎重。他亲自召集“抗协”负责人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有杨希文、梁竹航、田佩之，我也参加了，共十余人。同志首先表扬了大家脱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，为伸张民族大义，和一块抗日，这是非常可敬佩的。接着阐述了中国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。接着又阐明了对“抗协”组织的观点，决定撤销“抗协一“。抗协”的武装整编到八路军内。“抗协”干部由政府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另行安排工作。同志的讲话得到与会人员的积极响应，会后在省“抗协”分级进行传达贯彻，不长时间善后工作结束，“抗协”便不存在了。

  “抗协”解散了，不过同志交给原省”抗协”几个主要负责人另一项工作任务，要他们配合山东分局完成。

  据同志介绍，情况是这样，长江被敌人封锁了，我八路军南北交通线被切断。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，使我交通线畅通，需要派员打入瓜州。因为瓜州的伪军司令是杨仲华，山东临沭县人，他很重乡谊。如果我们派员去瓜州，做好杨仲华的工作，我们的交通线就不成问题。乡谊是很重要的条件，杨仲华说过，我身边的人都是老乡，不是老乡不重用。这样，我们一定要从鲁南派人去。原“抗协”人才济济，要物色好合适人选，确定后报山东分局组织部，再由组织部具体安排。

  同志走后，梁竹航、高赞非等凡位原“抗协”负责人忙活起来。第一人选是杨伯刚，他是杨仲华的哥哥，几次做工作都没有做通。理由是他说他家人口多，是一家之主，离不开家。这样第一人选没做通工作，只好另行物色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找来找去找到我的头上来了，要我充当汉奸去瓜州。这简直是乱弹琴！我一不认识杨仲华，二没去过瓜州，去了能干什么！梁竹航等人却认为我是合适的人选。说杨仲华和李占标、郭郁林是仁兄弟，抗战前他们都在一块工作过。我与李占标、郭郁林都结识过，并且有师徒之谊，仅凭这方面的条件要我去也是合适的。我坚持不去，他们再三动员，我也没有答应。山东分局组织部派人给我谈话了，很严肃。说这是为党工作，为革命效力，既然有这个条件，不服从分配是不对的。看来不去是不行了，我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答应下来．领导上问我有什么要求，我说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嘴里还有7颗牙，其余都是假牙，都坏了，磨得牙床痛得受不了，我想换成满口假牙。领导说，这还不好办嘛，安排你去新浦镶牙就是了。

  隔了一天，领导上派来了一个叫李芳园的人，说他对江苏新浦一带的日伪军都很熟悉，也有关系，要他领我去新浦。准备就绪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爱人老杜带了一个班的武装护送。到了根据地边界，老杜和一班武装住在一个叫北宸的村庄里，房东叫周于臣。我和李芳园进了敌占区，他确实对敌占区的情况摸得很熟，办事也利索。路过一个伪乡公所，他进去就办来了良民证。进了新浦城，找了一家比较好的旅店住下。第二天就去镶牙馆，打算先把7颗好牙拔下来。牙馆的先生说没了，需等几天。到底能等几天，牙馆先生也说不准，说这是军控药品，购买很费周折。我怎么能等下去呢，横下心说：“没不要紧，你给我拔下来吧。”牙馆先生惊奇地同：“你不怕疼？”我说：“我能忍，拔吧。”这7颗牙都是好牙，硬是拔下来，我疼死过去了。两个多小时以后才能张嘴说话，照照镜子，嘴凹陷进去了，我连我自己都不敢认了。住在旅馆里需等一段时间才能镶新牙，我很烦闷，因是敌占区，出门也不方便。

  一天晚饭以后，李芳园对我说：“咱去拜访拜访这里的头面人物，万一出什么麻烦事，好让他们关照一下。”我想既然跟他来了，一切只好听他的。拜见的第一家是伪海州盐务司令刘福龙和参谋长李砚来。看来李芳园和他们的关系确非一般，去他们家如进自己的家门。这个刘福龙司令年纪约六十多岁，抽大烟成癖，外号刘小雨子。原来是的一个师长，后投敌当了汉奸。我们去了以后他非常亲切。参谋长李砚来投敌前任临沂县汤头区区长，当我提起潘西池、李康侯、孙星五这几个区长时他都认识。因此对我更是亲切。

  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李芳园又说今天咱再去拜访一个，是别动队的杨步云司令。到了别动队司令部，听说杨司令回公馆了。我们去公馆见杨司令，他正在屋门口喝茶。我一看见他，简直把我的魂吓掉了！这个杨司令就是在湖西“肃托”事件中犯错误的王凤鸣。被罗荣桓带到鲁南与我认识的，后叛逃投敌。他一看见我，也吓了一跳，大概因为身边没有卫兵，说了一句“你们先坐会儿”，说完就去了司令部。我灵机一动，对李芳园说，杨司令很忙，咱们走吧。说着向他递个眼色，他也意识到有问题，我们俩赶忙走开了。

  路上我把这个人的情况一说，李芳园先是一惊，叉说：“没事，他给我的关系不错，我想法搪塞他就是了。”回到旅店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，总感觉有不祥之兆。果然，夜里12点多钟，店门外进来几个人，都握着枪，拿着手电筒，说是来找姓李的。李芳园早穿好衣服，应声出门去，说：“我就是。”来的人问：“不是你们俩个人吗？那一个呢？”只听李芳园说：“伙计病了，吃了药正发汗，有事我跟你们去。”来人只知道要我们去别动队司令部，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，只把李芳园带走了。我恐慌极了，在屋里等着也没主意，走吧，深更半夜，上那去？我对新浦也不熟。不多长时间，李芳园回来了。我急忙问：“怎么样？”李说：“没事了，多亏你把牙全拔掉了，又是黑天，要不他准能认出你来。杨司令把我叫去，打听你是干什么的。我说是我的伙计，跟我多年了。他又问他在鲁南干过八路军吗？我说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是你认错人了吧？杨司令说也可能，那个人是满口牙，这个人是‘老嬷嬷嘴’。”天明起床后，我对李芳园说：“咱们的处境很危险，不能等着镶牙了，今天回去。”李说：“这怎么能行？不镶牙以后怎吃饭？一他想了一会，说：“咱去找刘福龙司令，叫他想法安排住的地方，保险出不了问题。”我只好听他的，去找刘司令。李芳园对刘司令又编了一套谎话，说我以前给杨司令认识过，有矛盾，昨天碰上面了，说我很害怕，不敢在旅店住了，怕杨司令找事。刘福龙司令说：“怕什么，住我这里，他不敢怎么你，他的官没我大。”就这样，我们搬到刘福龙的公馆里住下了。说实在，我们给刘福龙添了不少麻烦，一直到镶好了牙。

  一天，刘福龙请我俩喝酒，参谋长李砚来作陪，共4人。席间刘福龙说：“我看孙老弟够个朋友，谈吐中我发现你是个有能为的人，咱4个人拜仁兄弟吧？”李砚来和李芳园一齐说：“好！太好了！”我不好推辞了，说：“当然太好了，也算我有福气，高攀了。”刘福龙司令立即要卫兵摆下香案，四个人磕了头，论了排行。刘福龙为老大，李砚来为老二，李芳园为老三，我年龄最小，为老四。接着喝酒，刘福龙说：“我看老四不用回去了，咱们弟兄几个一块干吧。”李芳园说：“好！咱都得听大哥的，我当然要跟着大哥干，给大哥没有别的见面礼，我给你拉过一连的人枪来。”刘福龙一听眉飞色舞，问李芳园：“你真能拉一连人枪？”李芳园说：“咱四个都是仁兄弟，仁兄弟首先讲个仁字，不说假话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山东那边梁竹航手下的警卫连连长是他表弟，姓孙，早就不想在那边干了，正托我想办法拉出来，现在正是机会。”我听了暗暗吃惊，没料到梁竹航身边还有一个不可靠的人。刘福龙又问我：“老四，你呢？手下有人吗？”我当机说：“有，拉出百儿八十的不成问题！给芳园三哥一样，不说假话。”刘福龙说：“好！事不宜迟，明天老三老四都回去，赶快办理，回来越快越好！

  第二天我和李芳园返回滨海，一路上李芳园对我特别亲热，老四长，老四短。我心里愤愤地说：“李芳园呀李芳园，你算瞎了眼，栽倒我手里了。”我们进入了滨海地区，先到了北宸，见了爱人老杜。我说我有急事必须提前回去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我走后你们再走，说完我和李芳园又上了路。找到梁竹航同志已是夜里两点了，我立即把警卫连的情况向他作了回报，梁竹航同志听了也大吃一惊，立即作了布署。第三天午夜，李芳园和他的表弟孙连长率部叛逃时，被全部俘获，李孙两人都做了阶下囚。

  老杜从北宸回来了，我们开始作去瓜州的准备，枪马和通信员都上交了，又做了几件新衣服。不几天，情况有了变化，准备工作停止了。说鲁南区党委来电报，要我迅速返回鲁南。现正在交涉，要我听从组织安排。

  交涉的结果决定不去瓜州，要我返回鲁南，去瓜州的人选另行考虑。因为鲁南的贺健司令员也在山东分局，最近近也要回鲁南，安排我与贺健同志一块走．这已是1943年春天的事情了。

  一天夜里，分局派人把我和老杜送到贺健同志住处，老熟人见面自然是一番亲切。9点多钟动身，一路上到也平安无事。过了沂武河刚刚天明就到了贯家村，这是我的老地方了，我决定先在此住下。贺健同志率随行人员去了宋疃，我休息了一上午，下午去鲁南区党委报到，区党委副书记张雨帆说：“立臣回来啦，终于把你要回来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，咱们区党委来了个书记兼军区政委王麓水同志，是个长征干部，既是政治家，又是军事家，来了不长时间就把局面打开了，他现在住小炉村，一会你去司令部找张光中司令员，要他带你去和王书记认识一下。”告辞了张雨帆同志，到司令部见到了张光中司令员，客气了几句。他说：“王麓水同志调来，了解情况以后，决定把你要回来，去瓜州是项重要工作，不过还是回来好，咱们这里更需要你。”接着他带我去见王麓水同志。

  到了王麓水同志住处，经过张光中同志相互介绍，王麓水同志特别高兴，叫伙房的人去做菜，叫管理员去安排住处。接着和我交谈起来。先是关心地询问了一番我的生活和身体情况，接着言归正题。他首先表扬了我在开辟沂河区抗日根据地时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当时以兰陵为中心，东到武河，南到运河，西到峄县，大小村庄没有不知道我孙立臣的。因为各村都有护村的武装，我们的沂河支队刚成立时，是我带领着一个村一个村去进驻。支队扩编，是我招兵买枪为支队输送兵源，成了被当地称为有名的“兵贩子”。支队如果夜间进某一个村，村里的人站在围墙上问“哪一部分的？”支队必须回答“孙立臣的人！”这样便可以进村。

  沂河根据地逐步巩固发展起来。从1941年敌人开始对沂河根据地反复“拉网式”的残酷大扫荡，根据地越来越小，以至到1942年下半年，根据地全部伪化，我们不得已撤退到滨海根据地．1943年4月，山东分局派来了王麓水同志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，重建鲁南抗日根据地。开始困难是相当大的，除了敌占区就是游击区，为了恢复沂河区根据地，王麓水了解了一些情况以后，才决定要我返回鲁南。王麓水同志对我说：“要你回来可真不容易，和分局组织部交涉了好长时间。去瓜州当然重要，但是咱们这里更需要你。”王书记又说：“你来了先在这里休息两天，然后在首先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回到沂河区打游击的地方走上一遍，让人们都知道你孙立臣又回来了。然后我们研究一下，给你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。”我说：“请领导放心，不管安排我什么工作，我都服从分配，尽全部力量，把工作做好。”谈话结束了，酒菜准备好了，各位领导也都来了，我都认识，有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王麓水同志，司令员张光中同志，副书记张雨帆同志，副司令员万春圃同志，主任李乐平同志，参议长彭畏三同志，这么多高级领导都来陪我这个小兵，实在过意不去。我一次次地说感谢的话，王麓水同志说：“立臣同志不要太客气，因为我俩今天才认识．所以要招待招待，以后就不这样做了，今后我要向你发号施令了，你可要听噢。”我说：“请首长放心，我绝对听。”说笑中互相敬酒。

  第二天，王麓水同志派人把我叫去，继续给我谈话。说：“目前沂河区的工作开展起来困难还很多，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。我们和山东分局的交通线也被敌人控制了，联络也十分艰难。”最后王麓水同志给了我两项工作任务，一是抓紧到各村开展活动，争取人心；二是和有关系的伪据点进行联系，做工作，能拉则拉，不能拉就让他们保持中立，或暗地里与我们配合。“王麓水同志和我谈完话以后，万春圃副司令员陪我去行署，行署驻埠阳，彭畏三参议长和李乐平主任都提前到了。在行署又结识了张劲夫、章云榭，还有五团团长贾耀祥等领导。行署秘书王天一和我是表爷们，由他负责招待，我把我的打算向各位领导回报了一遍，他们都表示同意。我是这样安排的，我以吕家塘为住地，每天去土桥头、芦汪子、界坊、大小湖子、宋疃、大道口等村活动，然后逐步向四处扩展。

  离开行署我又和杨士法、韩去非等领导取得联系．一开始工作还算顺利，每到一村少则住一天，多则两三天。原来我们的村干部和基层群众见了我都问：“还走不。’我说：“不走了，这地盘又成咱们的了。”一些干伪事的听说我回来了，便四处打听着找到我，解释说干伪事是逼迫的，今后坚决不干了．我请示领导以后，决定对有些干伪事的可以让他们继续干下去，由我们控制着当个“两面派”。随着工作的深入，局面逐步打开，有几个伪据点也被我控制住了。我的工作内容也不是单一的了，什么都干。我能调整某些村的村干部，给我们的部队和机关征集粮食。我们的部队有行动，我就给有关据点打声招呼，要他们“睁一只眼闭一只限”。我们的部队枪枝紧缺，影响扩编，我就动员村里把护村的枪枝拿出来，送给部队。部队缺子弹，我就想法给伪据点要点，有时就花钱买他们的。药品紧缺，就托伪据点出去代买。等等等等。到了1943年下半年，我们的沂河区根据地又逐步恢复了。